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不仅因为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论以及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论，而对当时中国的抗日战争及整个中国革命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充分展现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方法论的熟练运用，因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程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如果说《实践论》《矛盾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和矛盾观与中国具体实际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那么《新民主主义论》则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革命发展阶段论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代表性著作。这种“相结合”不仅体现在具体观点上的深化，而且体现在研究方法上的拓展和升华。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革命发展阶段的论述

囿于客观条件，马克思恩格斯不是从某个具体国家的革命发展阶段的角度，而是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革命发展的一般原理的角度来阐述革命发展的阶段性观点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首次谈到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革命的两个阶段，“因为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社会主义是人的不再以宗教的扬弃为中介的积极的自我意识，正像现实生活是人的不再以私有财产的扬弃即共产主义为中介的积极的现实一样。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因此，它是人的解放和复原的一个现实的、对下一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的环节。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式和有效的原则。但是，共产主义本身并不是人的发展的目标，并不是人的社会的形式”。尽管当时德法学界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问题有不同意见，但青年马克思能够把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作为两个递进的革命阶段，无疑是重要的创新之举。

马克思并没有像德国社会哲学家施泰因在《现代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书中所做的那样，从某些具体观点的角度来审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施泰因认为，社会主义更侧重于理论的维度，而共产主义更侧重于直接地与实际生活相关；社会主义主要针对劳动组织，而共产主义则面向整个社会生活，即私有财产及一切统治的废除。马克思也没有像赫斯那样，尽管批评了施泰因把上述两者割裂开来的做法，但仍然只是从绝对的自由这一抽象概念的角度来谈论共产主义的内涵，“只是根据绝对的自由，即不光是狭义意味上的‘劳动’的自由，而是根据一般的一切人的个性和活动的自由，绝对的平等，或毋宁说一切的存在和一切财产的共有才有可能，反过来说，才能够考虑似乎只有在这种共有中才有的自由”。此时，青年马克思是从异化（私有财产）的扬弃和实现了类本质的人（即实现了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的人）的自我生成和发展的双重角度来谈论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他强调的是审视角度的重要性，而不是某些具体观点上的区别。由于他此时对人的类本质的理解还受到费尔巴哈基于从自身出发的实证真理的人本主义方法论影响，因而，尚处在对私有财产的否定之否定阶段的共产主义还无法成为实现了类本质的人本身的发展所呈现的那种社会形式。这就是他此时把共产主义当作社会主义之前的一个革命阶段或环节的原因。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革命首先要进行共产主义阶段的革命，即扬弃私有财产。在此基础上，再进行社会主义的革命，即在实现了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之前提下完成人本身的生成和发展。

尽管青年马克思此时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革命阶段的论述尚停留在抽象人本主义阶段，即尚未把这两个革命阶段的阐释建立在唯物史观的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但他明确地划分了私有财产的扬弃和人自身的发展这两个不同的革命阶段。这不仅凸显了他对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解读视域比施泰因、赫斯等人要深刻得多，即已经从实现人的类本质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的角度来阐释这一问题，而且为他在以后的思想发展中对这一思想加以继续深化和拓展提供了足够多的理论空间。因为一旦思考这一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转变到唯物史观的层面上，那么，马克思势必会对扬弃私有财产过程的复杂性加以深入研究，从而对他的革命发展阶段论作出更具体的深化。

马克思1875年的《哥达纲领批判》就体现了上述这种理论努力。从唯物史观的视域入手，他清晰地看到了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中尽管没有了基于私有制的私有财产，但还无法完全摆脱作为个人消费资料的私人占有的财产。“我们这里所说的是这样的共产主义社会，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所以，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以后，从社会领回的，正好是他给予社会的。他给予社会的，就是他个人的劳动量。”马克思明确地承认这种看似平等的交换权利，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种“资产阶级权利”，在内容上仍然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来说是不平等的权利。它不承认任何阶级差别，因为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只是劳动者；但是它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所以就它的内容来讲，它像一切权利一样是一种不平等的权利”。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居然还有资产阶级的权利，并且还是一种在内容上不平等的权利，这只有对于像马克思这样的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才是可能的，“但是这些弊病，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显然，唯物史观的解读视域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发展阶段论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这种观点不仅对于像施泰因那样纠结于某些具体观点来区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的学者来说是不可能得出的，而且对于像赫斯那样拘泥于抽象的“绝对的自由”的人来说也是不可想象的。

马克思开创的这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发展阶段论在列宁那里得到了推进和升华。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不仅继承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的观点，而且还直接把前者称为“社会主义”阶段。他是在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时俄国社会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前提下作出上述概念方面的具体化和推进的。列宁想要说明的是，十月革命之后的俄国尚处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第一阶段，至于这种过渡需要经历多少个这样的阶段，还要视具体情况的发展而定。“在完全摆脱资本主义并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上，我们刚刚迈出了最初的几步。我们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过渡到社会主义还要经过多少阶段。这取决于具有相当规模的欧洲社会主义革命何时开始，取决于它轻易地、迅速地还是缓慢地战胜自己的敌人，走上社会主义发展的康庄大道。”他后来提出的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张就是沿着这一思路得出的。

列宁不仅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阶段性上提出了很多精彩的观点，而且还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复杂性尤其是谁是这一革命的领导阶级等问题上展现出了非凡的理论智慧。在1907年给《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所撰写的第二版序言中，他根据当时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首先明确地指出了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的俄国革命一定是资产阶级革命，“不言而喻，在这种经济基础上的俄国革命，必然是资产阶级革命。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原理是颠扑不破的。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这一原理。无论什么时候都必须把它应用到俄国革命的一切经济和政治问题上去”。这充分体现了列宁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坚持。他没有因为自己追求的无产阶级革命目标而无视当时俄国客观存在的经济状况，没有想当然地把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的俄国革命直接定位为无产阶级革命。其次，列宁明确地指出，对于上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应用决不能庸俗化和教条化，决不能在关于这一原理的单纯逻辑发展中去寻找解决俄国革命具体问题的答案，而是要建立在具体分析当时俄国社会各阶级的具体地位和利益的基础之上，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例如有些人从关于我国革命性质的一般真理中得出结论说，‘资产阶级’在革命中起领导作用，或者说社会主义者必须支持自由主义者；对于这些人，马克思大概会把他一度引用过的海涅的话重复一遍：‘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

在此基础上，列宁在1907年就提出了俄国革命（在性质上是资产阶级革命）存在两种不同发展路线的观点。他指出，第一种可能的发展路线是在这种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与俄国农奴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旧地主经济将保存下来，并慢慢地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容克”经济。自由主义君主派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种革命中起主要作用。而第二种可能的发展路线是俄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将在革命中起主导作用，并通过彻底地推翻地主土地所有制而使生产力获得迅速的发展。“或者是摧毁地主土地占有制和相应的旧的‘上层建筑’的一切主要支柱；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在动摇的或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保持中立的情况下起主要作用；在资本主义基础上，在工人和农民群众处于商品生产下可能具有的最好环境中，生产力得到最迅速和最自由的发展；由此，给工人阶级进一步实现其真正的和根本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创造了最有利的条件。”列宁在此处提到了无产阶级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可能起主导作用的观点，这是一个具有原创性的思想。虽然他此时并没有说俄国无产阶级必然在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起主导作用，但即使在可能性的革命发展路线的维度上，也是非常难得的。这不仅是因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发展阶段理论中没有类似的思想，而且，由于列宁正视了当时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落后性，因而在对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与主导阶级的复杂性问题上打开了一个广阔的理论空间，并由此而为后来者在这一理论道路上继续推进奠定了重要的方法论基础。

列宁在此处还阐释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起主导作用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这显然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了）与对工人阶级来说是真正的根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改造任务之间的不同。很显然，他是把新视域中的资产阶级革命与很好的商品生产环境下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联系起来的，把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工人阶级自身的自由发展联系起来的。这种观点不仅体现了列宁把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阐述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的思想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因而展现出了很高的理论穿透力，还因为他明确地提出了在社会主义革命之前还需要一个新型的、由无产阶级起主导作用的资产阶级革命，而在马克思主义革命阶段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准确地解读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新民主主义论的理论前提

什么是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这不是一个仅凭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就能回答的问题，更不是一个靠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所能说清楚的事情。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当时的资产阶级顽固派仅仅因为中国的民主革命按其社会性质来说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就简单地得出所谓的资产阶级“一党专政”等错误观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就是为了批判在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上的各种错误观点而作的。在他看来，要弄清楚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首先必须有解读这种具体实际的科学方法论。他用了“实事求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这两个概念来表述这种科学的方法论。

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维度来看，“实事求是”出自班固的《汉书》，本是赞扬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的。到了清末民初，学术界常常把近代科学技术称为实事求是的学问。青年毛泽东寄住过的岳麓书院内就有“实事求是”的匾额，想必他应该看到过。但必须指出的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所理解的“实事求是”，显然要比中国传统文化视域中的“实事求是”深刻得多。我们知道，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最经典阐释是在1941年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此处，要特别注意以下两点：（1）从实事求是的角度去详细地占有材料，这并非经验主义式的现象罗列，而是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因此，这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而不是对现有材料的简单记录或复写。（2）何为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既然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是要找出这些客观事物的内在规律，那么，此处所讲的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除了全面性之外，必然还包括其本身的内在矛盾运动的内涵，即这里的客观事物是处在矛盾运动过程中的客观事物，而不是静止的固态的经验之物。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之前就已经多次提到“实事求是”。在1938年10月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在谈到共产党员在民族战争中的模范作用时就提到实事求是的概念，“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而在1940年1月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两次提到了“实事求是”。在一开篇谈到如何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时，他说，“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自以为是’和‘好为人师’那样狂妄的态度是决不能解决问题的”。在最后一节，谈到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时，毛泽东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虽然毛泽东在这里未曾像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那样对实事求是之内涵作出详细阐述，但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实际展开的论述过程本身，就已经是对实事求是之科学方法的最好诠释。毛泽东在此处所要回答的其实是什么是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的性质问题，但他并没有停留在经验主义的层面上来加以回答，而是站在唯物辩证法维度上来审视这一问题。于是，中国的政治和文化问题便在一个新的理论层面上得到了阐释与演绎。

首先，在毛泽东看来，尽管当时中国社会的性质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因而这种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当然也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但这并不代表当时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就只有这些内容，因为它们本身恰恰正处在内在矛盾运动的过程之中。也就是说，革除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民主革命斗争正在进行之中，而这种革命斗争的目标正是为了建立与上述旧政治、旧经济和旧文化截然不同的中华民族的新政治、新经济和新文化。因此，要想回答中国的政治、文化的问题，首先必须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并且必须明确地提出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这就是《新民主主义论》没有直接以中国政治和文化的性质是什么的问题来开篇，而是以第一节“中国向何处去”、第二节“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来开篇的原因。

其次，思考中国政治和文化的去向问题，在毛泽东看来，绝非仅凭夸夸其谈或一时的热情就能解决，而是必须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才能从所占有的材料中得出正确的结论。具体来说，就是必须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出发来思考政治和文化的性质问题。这就是他在此文的第三节“中国的历史特点”中特别强调经济基础与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要素之间的辩证关系的原因。“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对毛泽东来说，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要达到的目的，是探究出客观事物的内在发展规律，而不是文献考据维度上的那种文本的真实状况。由于现实历史过程中的客观事物始终处于错综复杂的各种关系之中，因此，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指导，就很容易在解读过程中迷失方向。就像当时的资产阶级顽固派一样，无视新民主主义经济所具有革命性特征，顽固地抱着资产阶级专政的错误思想。

最后，思考中国政治和文化的动向问题，在毛泽东看来，必须全面地把握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具体来说，就是不仅要准确地把握住推动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国革命本身的历史特点，而且还要把这一问题放在世界革命的语境中来加以深入地剖析与解读。一旦站在这种宽广的视域中，我们就可以看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已经改变了世界革命的性质，从以前的旧的世界革命即资产阶级世界革命，发展到新的世界革命即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这是一个绝大的变化，这是自有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以来无可比拟的大变化。”这也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的第四节要专门谈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原因。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顽固派看不到这种“大变化”，因而才会固执和荒谬地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者仍然是中国的资产阶级。

《新民主主义论》在用具体的观点阐述来诠释什么是实事求是的科学研究态度的同时明确地提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概念。“马克思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他又说：‘从来的哲学家只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这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正确地解决意识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科学的规定，而为后来列宁所深刻地发挥了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之基本的观点。”国内学界已有学者注意到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界定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原创性贡献，“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概括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也不是列宁，而是毛泽东”。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等文本中的确对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作出了深刻的阐释。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哲学笔记》等文本中也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作出了重要的推进。尤其是在《哲学笔记》中，列宁对认识的能动性特征作出了更加深入的阐释，“理论的认识应当提供在必然性中、在全面关系中、在自在自为的矛盾运动中的客体。但是，只有当概念成为在实践意义上的‘自为存在’的时候，人的概念才能‘最终地’抓住、把握、通晓认识的这个客观真理”。列宁眼中的认识的能动性是更为深刻地把握实践过程之客观规律的能动性，而不是天马行空的能动性。在这一意义上，列宁甚至说，“换句话说：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

但列宁毕竟没有提出“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概念。笔者以为，毛泽东通过明确地提出这个概念而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了起来。毛泽东在阐释这个概念时、在凸显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时，所引用的文本是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十一条，而不是其他文本中关于意识之反作用的内容，并非随意之举。他是想通过这一点来强调人的意识或文化所反映的社会存在，决非一个静态的社会存在物，而是始终处于内在矛盾运动过程之中并呈现出自我扬弃的革命性特征的社会存在，即它是一种唯物主义历史辩证法视域中的社会存在。人的意识对社会存在来说的能动性，就是要去能动地把握住社会存在的这种唯物辩证法特性，而不是仅仅对社会存在的现象作出经验主义式的罗列。

对当时中国政治、文化的动向问题的思考，就是需要这种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因为作为社会存在的当时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其本身是处在革命变革过程之中的，“这样说来，问题是很清楚的，我们要革除的那种中华民族旧文化中的反动成分，它是不能离开中华民族的旧政治和旧经济的；而我们要建立的这种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它也不能离开中华民族的新政治和新经济”。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中国政治和文化的动向问题便提升到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问题的层面上来加以解读。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的第三节中专门对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进行阐释，其原因正在于此。对中国革命的特点的正确理解是解读当时中国政治和文化动向问题的前提，只有准确地把握住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才能正确地回答中国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方向问题。由此，毛泽东视域中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既很好地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之辩证关系问题上的正确观点，又在中国革命之历史特点的维度上，强化了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突出了人的意识能动地反映社会存在之内在矛盾运动过程及其规律在整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能动的革命的”特性由此而得到了更充分的彰显。

基于“实事求是”和“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作出了准确的把握。他敏锐地看到中国革命的对象不仅仅是封建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而是更具“中国的历史特点”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经济、旧政治和旧文化。而正是这种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必然与世界革命紧密相连。这就需要去研究世界革命到底进展到什么程度，中国革命在这种新形态的世界革命中到底应该以什么样的形式呈现出来。同时，正是中国的社会性质中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性，决定了中国的资产阶级必然具有其他国家中资产阶级所没有的新特征。这就需要去研究中国的资产阶级在民主主义革命中到底是否有能力担负起领导阶级的责任，如果这个阶级无法胜任的话，那么，哪个阶级能够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因此，毛泽东视域中的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是处于世界革命语境中并且具有中国当下的历史特点的“具体实际”，是基于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和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的“具体实际”。当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革命发展阶段论与这种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起来后，便诞生了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深刻阐述。

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论对马克思主义革命阶段理论的继承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革命发展阶段论在基本原理层面所展现出来的核心要义，是生产力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发展水平决定了革命的性质及其发展程度。不管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从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的角度对共产主义革命之阶段性的解读，还是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把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直接界定为社会主义，都是从上述核心要义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革命发展论的相关阐释。而列宁对俄国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若干过渡阶段的论述，以及他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二版序言中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在俄国资本主义革命中可能起主要作用的阐释，则是他把马克思主义革命阶段论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结果。列宁清晰地意识到俄国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发展水平，不仅决定了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复杂性，譬如俄国资产阶级有可能在这场革命中持动摇的或反革命的立场等，而且决定了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复杂性，他所提出的俄国迈向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需要若干个过渡阶段的观点就源于此种解读语境。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论把列宁的上述“相结合”的思路继续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远比列宁当时俄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要复杂得多。当时中国的生产关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生产关系，而且还处在“自有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以来无可比拟的大变化”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已经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把世界历史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这种情况下，用革命的方法革除上述旧生产关系的中国革命，便必然具有更多的复杂性及新的特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论是他把基于唯物史观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发展阶段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通过中国革命来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社会历史理论的一部分。他所探究和阐明的，不仅仅是一种革命的形式，更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对毛泽东来说，革命的目的始终是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革命的原因始终是旧生产关系已经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正如他在1944年的《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中所阐明的那样，“政治是上层建筑，经济是基础。政治好比就是这个房子，经济就是地基。我们搞政治，搞政府，搞军队，为的是什么？就是要破坏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政府、旧军队。日本帝国主义占了我们的地方，我们还有什么生产力可以发展？这是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正是这种把革命的形式和阶段问题提升到唯物史观层面来加以解读的理论视域，使毛泽东在对中国革命作解读时，比其他人具备了更为深刻的理论眼光，得出了更为科学的理论观点。

当时的资产阶级顽固派提出的所谓中国革命需要“一个政党”（资产阶级专政）、“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论调，其实质在于无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步骤的历史特点，无视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处在新的历史语境中，死抱着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仍然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看法。这种观点对于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尤其是当时的抗日战争不仅是无益的，而且极为有害。这些资产阶级顽固派眼中只有他们的政党利益，而没有中国人民的利益。他们对中国民主革命的解读方法是形而上学的。在毛泽东眼中，中国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中国人民的幸福。不管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的民主主义革命，还是为中国人民获得真正幸福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是为了上述目的。唯物史观的解读视域使毛泽东在中国革命的目的和意义问题上获得更为深刻的认知的同时，也使他在中国革命之发展阶段性问题上得出了更加科学的结论。他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论的第一个重要观点就是中国革命分为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

当然，这一观点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跟他的第二个重要观点即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角度来界定此处的民主主义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是分为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步骤，而其第一步现在已不是一般的民主主义，而是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而是新民主主义。”只有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作为中国革命的第一步骤，才可能带来作为第二步骤的社会主义革命，两者是不可分离的。而中国革命的第一步骤之所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而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则是由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所决定的。

毛泽东指出，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由于其肩负的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使命，因而，按社会性质来说，它的确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它的主要任务是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为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合适的生产关系。但问题的关键是，中国的这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所处的历史语境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历史特殊性。具体来说，它处在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已经改变了世界历史的方向这一特定历史时期。这是一个世界资本主义战线已经开始崩溃，而在尚未崩溃的地方也已经开始腐朽因而它们离开了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剥削便无法生存的时代，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开始建立并宣布愿意扶助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解放运动，同时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也已经开始觉醒过来并宣布愿意赞助殖民地半殖民地解放运动的时代。“在这种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它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就处在这种历史语境中，因而它必然属于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新特征表现在：这种革命虽然按社会性质来说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但它已经不可能由资产阶级来领导、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为目的，而必然是由中国无产阶级来领导、在革命的第一阶段以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为目的的革命。毛泽东指出，资产阶级顽固派提出的所谓中国应该建立资产阶级专政、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主张是根本行不通的。首先是国际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的环境不允许这样做。处在没落状态的帝国主义国家把中国当作殖民地，这不是要让中国发展自己的资本主义，而是要让中国作为殖民地变成他们发展资本主义的依靠。“现在是一个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打了进来，它是要把中国变成殖民地的；现在是日本在中国发展它的资本主义，却不是什么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现在是日本资产阶级在中国专政，却不是什么中国资产阶级专政。不错，现在是帝国主义最后挣扎的时期，它快要死了，‘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但是正因为它快要死了，它就更加依赖殖民地半殖民地过活，决不容许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建立什么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

其次，国际社会主义的环境也不允许这样做。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要想取得胜利，决不能离开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尤其是苏联的援助。当下的世界是一个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兴盛的世界。在这样的时代，中国在取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胜利之后，如果要建立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社会，那岂不是逆世界潮流而动？以此为目的的中国革命必然得不到苏联等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在这种情况下，这种革命也必然不可能取得成功。

最后，就国内环境而言，中国资产阶级本身也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在毛泽东看来，中国资产阶级中的民族资产阶级虽然由于身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背景而在反对帝国主义和本国官僚军阀政府的维度上有一定程度的革命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个阶级能够担负起中国革命之领导阶级的责任，因为正是由于它们处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社会状态中，它们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具有异常的软弱性。“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即使在革命时，也不愿意同帝国主义完全分裂，并且他们同农村中的地租剥削有密切联系，因此，他们就不愿和不能彻底推翻帝国主义，更加不愿和更加不能彻底推翻封建势力。这样，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两个基本问题，两大基本任务，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都不能解决。”至于中国的大资产阶级就更不能了，因为他们在很长一段时期，譬如从1927年至1937年这一时期内，都是投入帝国主义的怀抱并和封建势力结成同盟的。这样的阶级要想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者，就更荒谬了。

而中国的无产阶级之所以能成为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阶级，首先是因为作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使命，除了要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之外，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使命，即通过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而为中国革命的第二个步骤即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更广阔的道路。只有中国的无产阶级才可能承担起如此重要的历史使命。其次是因为中国的无产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和中国的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等一起，形成了一个伟大的、独立的政治力量，在中国革命的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中国，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尽此责任的，这个责任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一经提出，便在当时的中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1940年2月至1946年6月，抗日根据地共出版发行了四十五个版本的《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3月，延安解放社首次出版了《新民主主义论》的单行本后，得到冀鲁豫边区、晋西北新华书店、晋察冀新华书店等多个抗日根据地出版社的发行，受到了群众的广泛欢迎。1944年5月，国内第一部公开出版的《毛泽东选集》将《新民主主义论》作为第一卷的第一篇收录其中。”它之所以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跟它在理论上取得的重要突破是直接相关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论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发展阶段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充分地结合了起来。首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革命发展理论强调了共产主义革命（或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性特征，列宁甚至还结合俄国革命的具体情况提出了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有可能在俄国革命中起主要作用的观点。但必须明确的是，列宁说的只是俄国革命有这种可能，但决不是必然。我们当然不能要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来直接谈论中国革命的具体道路，但显而易见的是，毛泽东通过准确地抓住当时中国革命所处的世界历史语境，把马克思主义革命发展阶段论的丰富内容向前推进了一步。对他来说，中国革命的第一步骤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不是一种历史的可能性，而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性，是已经处在无产阶级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历史语境中的中国革命所必然要走的发展道路。这种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按社会性质来说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其客观要求仍然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但由于它是由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因而，它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的革命性质，便以一种更加具体即更加具有中国特色的形式展现出来：它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不是为了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而是为了在革命的第一阶段在中国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由此，马克思主义的革命阶段论透过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的中介环节，生发出了更加灿烂的理论花朵。毛泽东在推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到中国具体实际中去的同时，也把中国革命的丰富实践马克思主义化了。

其次，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革命发展阶段论重在强调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发展水平对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革命之阶段性的决定作用。这的确为对革命发展阶段问题的思考提供了科学的、唯物史观的解读视域。但客观地说，即使是列宁也未曾遇到过当时中国革命那样的复杂语境。列宁是从俄国本身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落后性的角度来谈论俄国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之阶段性特征的，“把对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论述当做陈旧的废物抛弃，这不是从当前发生的事件的历史性质出发，因为我们还没有超出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初几个阶段，俄国的特点使这一过渡更加复杂，这些特点在大多数文明国家内是没有的”。这是他提出在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取得国家政权的前提下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政策的原因。毛泽东当时所面对的是一种更为复杂的背景。一是中国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在本质上是因为外国帝国主义的入侵，使中国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因此，在思考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性特征时，不能仅仅面对中国本身的落后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而应全面地指向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语境。二是当时中国的无产阶级不仅还没有取得国家政权，而且在抗日战争的背景下还要与其他各个具有革命性的阶级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在思考中国革命的阶段性特征时，就不能把第二阶段要实行的社会主义革命直接拿到第一阶段来执行。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两个阶段论，尤其是对第一阶段的思考，不是一种因生产力水平落后而作出的无奈的选择，而是面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现状而作出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当他把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界定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时，毛泽东所构建的是把马克思主义革命发展阶段论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辩证地结合起来的创新性图景。这种创新性突出地表现在他提出了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按社会性质来说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但所建立的却是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和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的国家、按社会性质来说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却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扫清了更广阔的道路等观点。这些观点在马克思主义革命发展理论史上具有鲜明的原创性。

正是因为在中国革命第一阶段上的这些原创性观点，使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第二阶段的解读显得更加科学和客观。一方面，他清晰地指出，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当下的革命目标，但不是最终的目标，只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使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社会，才是中国革命的最终目标；另一方面，他又明确地强调，中国革命的两个阶段不能“毕其功于一役”，这是由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所决定的。可以说，毛泽东对中国革命两个阶段论的理解，既很好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革命发展阶段论的精神实质，即基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发展水平来思考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革命的阶段性特征，又以中国革命独特的具体实际为切入点，把对革命发展阶段性的思考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革命语境中加以拓展与深化。这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发展阶段论的中国方案，它不仅对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指导作用，也对马克思主义革命发展理论本身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进作用。

来源：《江海学刊》2024年第1期作者：唐正东